2018年12月21日至23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的发起下，第一届“传记工作坊：作者、学者、读者的对话”在我校工科楼二楼报告厅召开。该会议由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刘浩主持开幕仪式，院长孙勇彬教授致欢迎词，外国语学院几十名师生参加会议。五十多名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法国的学者、作家和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就传记写作、研究、阅读中出现的、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传记工作坊的宗旨是邀请国内外传记作者、学者、读者共同参与讨论、交流成果，同时征集有价值的写作选题、评介国内外优秀传记作品、商讨研究项目。

此次会议是以工作坊形式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强调平等对话、畅所欲言、兼容并蓄。工作坊主旨发言邀请了国内外传记研究领域浸润多年的专家，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现代传记研究》主编杨正润教授，著名传记家韩石山先生，《人民日报》记者和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辉先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刘佳林教授，法兰西大学研究院院士、马赛大学英文系教授、法国传记学会主席穆兰（Joanny Moulin），上海交大传记中心兼职研究员唐岫敏教授。外国语学院院长孙勇彬教授也就鲍斯威尔《约翰生传》的现代性作了主旨发言。工作坊讨论话题既有经典传记作品介绍、传记理论研究，又有名人传记创作探讨；观照对象既有文学作品，也有影视作品。这是一次难得的作者与研究者的对话，也是中国传记研究界的一次盛举。

开幕式上，杨正润教授介绍了工作坊概念受到了美国创意写作项目的启发，随后他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中国传记之发端，以法国传记理论家莫洛亚、英国作家沃尔夫和斯特拉奇、美国学者艾德尔等人的传记理论为佐证，强调了传记研究与写作的密切关系，即伟大的传记作者同时也是杰出的传记研究者。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是国内传记研究界亟需探索的领域，工作坊也因此应运而生。杨正润教授还就工作坊的运行提出了几点设想：多方筹集资金，审议传记选题，予以资助；评选年度优秀传记作品；提出有价值议题供学者探讨等。

著名作家韩石山先生以“传主的选择与材料的挖掘”为题，讲述了他在写作《徐志摩传》、《李健吾传》、《张颔传》等作品过程中的心得体会，他以人情、军事和政治等为例，剖析了传记写作的写作策略，即“试探着，往前再走一步”，提出传记作者应当“迎着人性”记录历史、还原历史。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辉先生从巴金的晚年生活说起，结合自己对沈从文、冰心、萧乾等作家的访谈，带领听众一起探索巴金《随想录》中的文人“朋友圈”，通过巴金的回忆文字再现巴金与叶圣陶、鲁迅、丰子恺、冰心、老舍、沈从文等二十世纪文学巨匠的相识相交，展现出一个虽值晚年、病痛缠身，但仍关注人性关怀、不断自省的精神斗士形象。李辉先生在会上还分享了他所撰写的《巴金写意：门、死、生、梦》一文。

在不同文化之间流动越来越普遍的今天，刘佳林教授通过考察20世纪以来境外关于中国人物的传记，提出“跨文化传记”这一崭新概念，并以此对中西三个版本的孙中山传记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跨文化传记尽管存在种种差异性特征，但在严肃地对待传主生平活动与思想之来龙去脉、传主生命意义等基本问题上，它们更多地表现出同一性。”来自法国的穆兰教授介绍了当代法国传记的出版和研究现状，指出法国传记作品在普通民众中广受欢迎，但是在学术界却遇冷的现状。他还推荐了一些近年来出版的法国传记研究专著，供中国研究者参考。唐岫敏教授的议题是“当代西方传记的新形式”，重点探讨一些对中国传记文坛来说较新的传记形式。她首先梳理了西方传记文学的演变：19世纪英国传记的特点是虚实结合，充满了叙事的不稳定性和杂糅性；20世纪女权主义运动和种族平等运动风起云涌，传记成为了确认身份的最佳载体，部分传记也因此成为人类学、社会学的考察对象。唐教授随后对life writing的多个译名进行辨析，指出通行的“生命书写”存在理解歧义，有瓦解边界的危险。对于近些年兴起的“物传”（lives of objects），以及“展现自我与展现世界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这一观点，唐岫敏教授首先以英国诗人勃朗宁夫人为爱犬Flush写的诗和此后女作家沃尔夫基于此诗写的Flush传记为例，肯定“物传”的合理性和传记文学新的可能性。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作品，如《鳕鱼传》、《伦敦传》、《琥珀眼的兔子》等，为动物、城市、家传古董立传，将传记作品的边界扩展到动物学、建筑学、考古学等领域，引起了传记作为一个传统文类是否会消亡的忧虑。对此，唐岫敏教授认为，只要关注“物”背后的历史，挖掘人与物的关系、尤其是情感纽带，物就能产生丰富的意义，物传也就具备合法性。判断物传能否成为传记研究的一部分的标准在于作品是否同时具备历史性和文学性。

外国语学院孙勇彬教授的演讲“《约翰生传》的现代性——我们向鲍斯威尔学习什么？”，从麦考兰对鲍斯威尔的负面评价说起，指出麦考兰名为恶评其作品，实为发泄私愤，而出版于1791年的《约翰生传》现在已经成为了最伟大不朽的传记，鲍斯威尔也成为了现代传记文学之父。孙勇彬教授称约翰生为“怪人、奇才”，《约翰生传》的现代性在于用冲突来展示传主的个性。他用“个性的张扬与压抑”、“众生的舞台”和“灵魂的挣扎”等三个副标题，分别阐述了约翰生与生存环境、他人和内在自我的冲突，展现出一个清高桀骜、才高盖世，但某些方面又固守偏见、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徘徊的文坛巨擘形象。鲍斯威尔虽然崇拜约翰生，但并未因此而美化传主；约翰生虽然有种种怪癖，甚至有时是个可笑之人，但这一切并未妨碍他作为一个好人而被后世铭记。杨正润教授也认为，《约翰生传》竖立了传记写作的典范，对惯于回避矛盾和冲突的当代中国传记写作来说，它如一座灯塔，可以照亮未被探索的海域，教人直面人生的坎坷和苦难。

工作坊的最后半天，来自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浙江理工大学、青岛科技大学等高校的研究者就莎士比亚传记、蒋彝书信、传记电影的表演性、马克·吐温的暴富情节等话题进行了精彩陈述和充分讨论。工作坊一直持续到傍晚六点，才在杨正润教授的精彩总结中结束。这次会议秉承开放、平等、对话的宗旨，包容差异、鼓励争论，不同身份、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和作家就各种话题进行讨论，以期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发现新的写作主题、找到新的研究方向。从效果来看，由于首次举办，虽未臻圆满，但是目标已基本达成，下一届工作坊也已可期。

通过承办第一届“传记工作坊：作者、学者、读者的对话”，南财大外国语学院师生获得了宝贵的学习机会，有助于促进外国语学院师生开拓学术视野、提升科研能力，也有助于提升南财大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外国语学院邵怡供稿）